中国经济高增长向高质量转型，货币政策会怎么走?日前，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首届金融首席论坛上，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比较困难，“政策不可能收太紧”。
在李迅雷看来：“一味追求GDP增速，会影响中国结构性改革，也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经济逐步步入存量主导阶段。之前30年，中国经济保持10%以上的增速，跟人口红利息息相关。”
李迅雷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也在减少。一般地，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是劳动力、资金、技术进步，其中，劳动力是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对于劳动力的定义有三种，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数据表面，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持续下降，2017年开始，经济活动人口也出现了下降趋势。
事实上，任何经济体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速回落。李迅雷认为，“中国不应该成为例外。”
“从国际经验看，面临经济转型的国家，在经济增长进入中速后，一般是高增长时期的一半。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维持在5%左右比较合理，目前6.9%的增速仍偏高，主要依靠投资驱动，主要领域集中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李迅雷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那么，问题来了，依靠投资驱动，主要领域集中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会有系统性风险?
对此，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与经济学教授熊伟指出：“房地产同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联系相当紧密，是因为它与整个经济系统的主题——居民、企业和政府都有密切联系。目前，我国的房价与经济基本面是匹配的，但是，房价是否能持续增长取决于人民对经济的预期。”
李迅雷分析：“在经济增长不乐观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太可能收紧，应该会维持中性，但会更加注重结构性。比如，定向降准就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其目的是普惠金融。”
除了内部货币政策，外部货币政策，比如美国“缩表”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担心美国‘缩表’对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经济会带来巨大影响。”对此，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受太大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也不会受到影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及外交与公共政策学员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有不同观点。他指出：“历史上，往往发达国家的利息率上升，会引起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因此，应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货币冲击，其实，最好的对策是一定程度上的资本账户管制。”
（国际金融报记者 张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