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讯 中国自贸区与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周六(5月16日)进入第二日议程，会议在上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继续召开，多位重量级嘉宾一一发表主题演讲。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盛斌发表题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框架与战略》的讲话。
盛斌指出，构建新型的经济开放体系，是中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路线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支撑中国传统的经济开放模式、开放型经济体系这些要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改变了国际竞争的方式，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是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变成了在某个产品、任务和功能上的竞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发表题为《人民币迈向国际货币储备之路》的主题演讲。
沈建光表示，今年人民币有望实现储备货币地位的转变。而只要做到资本项目开放和离岸市场建设，那么美国的反对将无法阻止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篮子(SDR)。
沈建光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可有助抵御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也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决策层所忧虑的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鞠建东发表题为《非线性资本流动税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主题演讲。他分析了开放资本市场的利弊。
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的困境，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因素来看，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都是大势所趋。但是如何防范资本开放政策可能带来的金融危机的风险是核心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需要有有序的而可控的开放，需要有一个中间道路。通过资本流动税来管理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从而既能达到受益于资本市场的开放，又能预防由于开放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的风险。
因为个体的国际借款行为并不考虑总体的外部风险，从而导致了过渡的举债。当国内的居民国际融资能力超过抵押品，从而导致国际融资能力下降，国内的居民会被迫去杠杆的行为导致资本流出，导致资本大量外逃，发生金融危机。
香港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丘东晓发表题为《贸易协定与贸易争端》的主题演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白重恩发表题为《从特惠到普惠，完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的主题演讲。
随后，邱东晓、白重恩、沈建光、盛斌、鞠建东进行了主题为“新常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圆桌讨论。以下是圆桌会议问答摘选：
提问：通过技术手段管控资本的流动性，这个问题是在自贸区可以做，还是不在自贸区也可以做？如果不在自贸区做，自贸区有什么有？第二个，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同样的问题，是给自贸区设计的还是其他的金融中心都做？离岸金融在中国究竟该怎么搞？
鞠建东：资本市场开放和自贸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在讨论。自贸区本来设置的是一线完全放开，二线完全管住，对货物贸易是可以做的，对虚拟的，尤其是资本怎么做，说不清楚的。资本市场的开放，是不是一定在区内做，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但资本流动税的设置，并不一定在自贸区，只要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开放，那资本流动税都可以适用，这是第一个回答。第二个，如果我们确实需要在自贸区里面有特殊政策，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怎么管？尤其是对于资本的流通怎么管？答案是同样可以通过非线性流动税的设置来管住。
沈建光：我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说上海自贸区是三年的时间，当时明确给三年时间搞试验，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可能在这一年多，中国的资本项完全放开了，这个试验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在资金流动的方面。而且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在没有资金资本项全国放开的情况下，能不能搞上海的在岸离岸中心？能不能渗透？渗透什么范围？整个资本项都放开了，就不需要渗透了。这也是一个问题，没有放开的情况下，上海很多事情要允许资金自由流动是很难的，就是自贸区内。但问题是，资本项开放其实是国家的一步棋，上海想试验其实很难，现在国家放开的步伐已经放开了，这个放开对整个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很大的提升。但自贸区本身能做什么？这也是一直在问的问题。一年半过去了，还有一年半，三年就要完成使命的。所以我觉得整个金融化的放开还是要全国性的，单独一个地方搞试点是很难的。如果只上海放开的话，上海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地区，我的感觉这一块还是得全国一起推，整个中央的政策，上海本来得天独厚的优势就会发挥作用。
既然中国货币要走向世界储备货币，汇率问题是怎么决定的？是否可让货币与一揽子货物(实物)挂钩？现在经济化越来越讲究分工，互联网企业会找最好的企业跟你合作，似乎一个大的国家追求独立能力，也就是说会打造一个很完整的产业结构，这样是不是一个经济上理性的做法？
沈建光：您刚才说汇率问题，把它跟一揽子货物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个不可行的。金本位制在美国实行的时候，基本上三年一衰退，货币当局也没有自主的能力去调节，所以这也是没有使用黄金本位制的重要原因。因为作为一个货币的话，要稳定，不能说大量的石油发现了，它的定价本身需要货币去定住它。所以用一揽子货物去制定一个货币，这个好象不是很可行。
普惠和特惠，特别像WTO和FTA，终极目标是WTO没有围墙，普惠也是这样的，但目前达不到。不知道有什么建议？
白重恩：您刚才说的普惠、特惠之间的关系，可以比照WTO和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做这样的比较，但是如果你再朝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说的特惠，更多强调的是在同一个区域之内地方政府对不同的企业提供不同的帮助，一事一议的东西，就是特惠最典型的东西。区域贸易协议，仍然是说在这个区域内是普惠的，这一点上我说的特惠和区域贸易协议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您最后问的问题非常好，怎么办？清理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似乎向普惠的方向走，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政府在经济中到底要起多大的作用？如果说政府在经济中不需要起太大的作用，让市场去做好了，就应该义无反顾的向普惠来做。如果政府在经济中还有一定的作用，有的时候市场制度不是那么容易很快的完善，政府的角色还不能一下子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这样的问题，你要往普惠走，有没有激励推动地方政府；我讲的特惠模式里面，地方政府有提供激励的。这种激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激励，如果我们有其他的更好的自下而上的激励制度来替代这种特惠，那我觉得就可行。但是呢，眼下还没有做到，比如说能不能让人大起更大的作用，让政协起更大的作用，能够对政府有更多的自下而上的监督、考核，而不是只靠自上而下的考虑，那么就会使得我们实现特惠要更容易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可能不是咱们发改委能解决的问题，是整个经济、社会、政治的顶层设计，才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从特惠向普惠过渡的基础环境。
丘东晓：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把我们两个人讲的似乎没有关系的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站在比较高度去看的话，我们所有今天讲的问题，昨天讲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一个很长远的目标，从WTO这边来讲，我们是全球的自由贸易，我们要达到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不在那里，我们怎么达到那里？我们讲中国的改革，继续改革开放，也是知道要市场化，但怎么走到市场化，就要通过一步一步。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到了普惠，特惠有它的好处，它也能够使得我们在这个阶段没有办法直接达到普惠的时候也能得到好处。自贸区也一样，最终自贸区肯定要取消的，自贸区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如果在全球贸易开放、金融开放的时候，中间不知道怎么走，我们就在一个区域里面做。国际贸易也是一样的，WTO其实不喜欢你有特惠的区域性的谈判，因为影响了WTO的进展，但在WTO没有很好进展的时候允许它这样做，可能是好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