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中叶起，江南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商品化程度最深的区域之一。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呈现出显著不同的样态，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刻影响下，这一地区的经济思想也萌生出新的特质。
明清江南经济的独特性
江南经济的独特性，根植于“早期工业化”的经济变革。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一部分农民得以脱离耕作，转入手工业，依靠机械的广泛运用和更高效的分工协作，工业生产达到相当的规模。更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取代粮食作物，生丝、棉花、蓝靛等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织造业的高度发展是手工业技术进步的典型体现。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一种“花机”“通身度长一丈六尺”，配有花楼、衢盘、衢脚等复杂部件，足以证明当时织造技术之高超。而彼时的江南，已是“杼轴遍天下”。工业的发展贯穿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这一时期，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这种现象被称作“早期工业化”，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尤其是在丝织业、棉织业所达到的水平，已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
城市繁荣是江南地区经济独特性的突出表现。明清江南自发地形成了工商业市镇林立的格局。此时江南市镇普遍呈现出人口稠密、工商业人口比例高、外来人口众多等“城市化”的特征。枫泾迎神赛会的庆典，“士女倾室往观，百里内闻风而来者，舟楫云集，河塞不通”，江南市镇人口之稠密可见一斑。《吴江县志》记载“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在拥有“人家万户”的盛泽镇，“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童子挽花”，机工、曳花工有数千人，踹坊等的雇工也有近千人，近半数居民以此为生。嘉庆年间的濮院镇，每日清晨都有大批织工等聚集在太平巷等待机坊老板的雇佣，类似的景象在黄溪的长春桥、泰安桥也极常见。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的现象也不乏其例。新兴工商业市镇的数量在明清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明正德年间，以苏州为中心的市镇数量已有14个，到乾隆时期增加到26个。另有一些市镇不依附于某一中心城府，众多规模、性质与功能类似的市镇相互竞争、扩展边界，形成聚镇为城之势。松江府、嘉兴府管辖下的市镇便被视为此类市镇的典型。
江南经济的独特性，加强了国内国际市场的有机连接。国内市场的连接，体现在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明清时期的长江中上游地区人口远没有江南地区稠密，田价更低，适合种植水稻，“江右荆楚五岭之间，米贱田多”。“苏湖熟、天下足”曾道出江南地区粮产之丰，而此时的江南却依靠外地低价稻米的输入，提升了经济效能。与此相应，明清时期江南丝织品在国内已成垄断之势，以至“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千里而求罗绮增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即使川西的建昌卫，仍有“虽僻远万里，然苏杭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的记载。江南经济融入全球化网络的远洋贸易，反映出国内国际市场的有机连接。宋元时期江南虽有海外贸易，但其规模与全球化程度远不及明清。“大航海时代”加强了全国各地的联系，推动江南经济走向外向型经济。18世纪西欧市场上销售的中国丝肩巾便有8万多条，南京的“金箔织”在欧洲更是享有盛名。江南的棉布出口在明清时期也有较快的增长。丝绸、棉布经由太仓、宁波、松江等地流向海外，使江南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江南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共生
明清江南地区经济思想的独特之处，根植于内化在经济活动之中的人文传统。文化滋养经济，经济承载文化。
明清时期，“儒贾”“儒商”等词开始在文献中频繁出现。伦理规范与利润的追求并非水火不容，正如王世贞所说“今夫取者，所以资予也；予者，所以保取也”，良好的品行恰恰是长久获利的基础。落实到行为层面，最重要的当数诚信。诚信不仅是一种个人德行，更是保障市场交易、维系社会信任网络的基石。徽商吴南坡曾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商人在经营中强调“诚心平价，人乐趋赴”，当市场中的每一次交易都以诚信为纽带，陌生人之间也能建立起可靠的预期，整个社会的信任网络便由此织成。
江南经济的繁荣为文化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文化又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社会凝聚力，为经济繁荣提供有力支撑。明清时期，江南的私塾极为普及。即使一般民众也多家合聘教师，设立私塾。万历时期，松江府已是“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教育的内容也不局限于以科举为目的的应试教育，而是在晚明实学的影响下，拓展至珠算、记账等实用技术。江南的“儒商”联合起来出资为工商业阶层及贫寒子弟建立“义学”。“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读书为事”。据推算，至清代江南地区有读写能力的男性比例应在40%以上。商人以会馆公所为载体，成为地方治理的参与者。他们为商人和学徒提供医药、养老补助，照顾去世同乡遗下的寡妇孤儿，又设立公用船只、仓库、码头，改善整个行业的经营环境。
明清江南经济的实践经验与思想特质表明，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一体共生、相辅相成，义利统一、厚生利用、经世致用等本土思想资源，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可资汲取的历史智慧。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