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口，一批怀抱家国理想的金融先行者奋力守护经济命脉，开创中国人自主掌控的现代金融事业。盛宣怀、荣宗敬、宋汉章分别从制度构建、实业融合、信用坚守三条路径，书写近代中国金融救国、金融自强、金融惠民的篇章
■张熙 刘冲
近代中国，风雨如晦，利权外溢。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并以金融为利刃，垄断国际汇兑、操控金银比价、把持关税盐税，疯狂掠夺国民财富，近代中国金融一度陷入“主权旁落、市场受控、资金不通、实业无助”的深重困局。
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口，一批怀抱家国理想的金融先行者奋力守护经济命脉，开创中国人自主掌控的现代金融事业。作为近代中国金融崛起的核心阵地，上海自被迫开埠以来，成为中外金融角力的最前沿、民族金融力量的孕育地，盛宣怀、荣宗敬、宋汉章分别从制度构建、实业融合、信用坚守三条路径，书写近代中国金融救国、金融自强、金融惠民的篇章。
“我辈当为国家争利权，为民族争生存”
盛宣怀亲历晚清财政窘迫、金融利权尽数外溢的危局，他深刻洞察到“借洋债必受洋制，拆东墙补西墙，并非长久之计”。
面对朝堂守旧派视银行为“奇技淫巧”、极力阻挠非议，外资银行暗中施压、拉拢朝臣掣肘的双重压力，1897年5月27日，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于上海黄浦滩路（今外滩中山东一路）正式开业。这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家新式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现代银行业破土而生，打破外商对中国金融命脉的长期垄断。
盛宣怀借鉴西方现代银行制度，为中国通商银行逐条厘定完备章程，率先引入股份制架构、设立董事会决策机制、推行西式统一会计核算，全面开展存贷款、异地汇兑、银行券发行业务，白纸黑字立下铁规“银行归华商办理，权自我操，不附洋股，不延洋匠掌大权”，首次以制度形式为近代中国筑牢金融主权不可退让的底线。
在维护货币主权、推动币制改革上，盛宣怀也有建树。当时市面银两、制钱、外国鹰洋混杂流通，外国银圆大肆侵占市场，他提出“办理新政，能强必先能富；整齐元法，善创尤贵善因”，力主收回地方铸币权，统归中央度支部掌管，自铸本国标准银圆，坚决抵制外币肆意流通，守护国家货币主权统一。
盛宣怀深谙实业与金融的辩证关系，一语道破底层逻辑：“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将银行定位为民族经济“诸务枢纽”。同时秉持“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的理念，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开设商务、理财、外交等学科，专门培育金融与实业复合型人才，开创“金融引领、实业支撑、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努力扭转中国传统金融重流通、轻生产、重汇兑、轻信用的长期旧格局。
“多办一厂，就是多一枚抵抗外侮的子弹”
荣宗敬年少离家，在上海源豫钱庄从学徒做起，练就过目不忘的心算本领与精准老到的市场嗅觉，深谙“信用就是金钱”的经营之道。满师后任职森泰蓉汇划字号跑街，常年奔走沪锡沿线，经办城乡银钱汇兑，熟稔江南商路与银钱流转脉络。后与人合资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亲自坐镇经理，严谨做账、守信兑付，短短数年便搭建起稳固的沪锡两地金融流通网络。
试水实业之初，他与友人集股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恰逢欧美洋粉低价倾销、挤压国货，股东纷纷怯弱退股、人心涣散。荣宗敬逆势接盘全部股权，坚守厂房机器，坦言“蚀本时不停手，反而更放手去做”。后因关联商号倒闭牵连，广生钱庄意外歇业，这场金融风波让他痛彻领悟：乱世之中，浮华钱庄易倒，实体实业才是安身立命、抵御外侮的根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洋货输入骤减。荣宗敬抓住机遇，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重金引进美国全套新式制粉机器，严控品质、改良配方，打造的“兵船牌”面粉很快风靡江南、远销南洋。后又乘势进军棉纺织业，创办申新纱厂，秉持“人弃我取，将旧变新”的经营策略，低价收购濒临破产的旧式纱厂，翻新设备、改良工艺、扩充锭子，十余年间构筑起横跨面粉、纺织两大领域的民族实业王国。他直白道出心声：“多买一只锭子赛过多得一支枪。”把每一座工厂、每一台机器都视作抵御经济侵略、守护民族生计的无形武器。
在实业版图不断扩张中，荣宗敬更深切地感到：没有自主金融托底的实业，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始终被外资银行、洋行卡着融资脖子。他立足上海工商核心阵地，主动布局金融板块，入股多家华资银行。为打破外资操控纱布定价、肆意打压华商的格局，他牵头奔走联络沪上实业同仁，创办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为民族厂商争得定价话语权与交易自主权。
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上海工商界群情激愤，上海总商会一度态度暧昧、主张妥协调停。荣宗敬愤然公开发声，“与狼岂能磋商，与虎哪有和平”。大声呼吁实业界同仁“慨然而起，捐热血之躯，举国中实业，以挽漏卮、塞外溢为己任”。他主动推动中资银行团抱团发力，定向为民族实业提供低息贷款、周转资金；1934年，申新企业陷入债务危局，官僚资本借机企图低价吞并，他宁肯勒紧腰带重组自救，也绝不出让产业控制权。
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荣氏多处厂房遭炮火炸毁、被日军强行侵占。日方多次派员威逼利诱，以“中日合作经营”为诱饵，企图变相吞并荣氏民族产业。荣宗敬凛然正色，掷地有声：“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为避胁迫，他毅然避居香港，即便身染重病、远在异乡，仍日夜牵挂内地工厂与国运民生，弥留之际留给后辈的嘱托朴素却重若千钧：“人生在世，总要为国家做点事。”
“只为守住中国人自己的金融家业”
宋汉章自幼就读于上海中西书院，系统修习西学语言与商事法理，精通英文、熟谙西洋金融规则，毕业后先后任职海关、中国通商银行，早早立下“办华资银行、守国人信用”的初心，并不断以实际行动捍卫银行信用底线与民族金融尊严。
辛亥革命烽烟四起，大清银行各地机构人心惶惶、纷纷停摆，上海分行亦岌岌可危。宋汉章挺身而出，力主就地改组，全力促成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率先挂牌开业，比北京总行早半年落地运营。此举不仅搭建起中国首个现代国有银行完整框架，更稳住了上海金融市场人心，打破外资银行独霸市场、肆意拿捏华商的垄断格局。
他一生最震撼史册的壮举，当数1916年毅然抗拒北洋政府“停兑令”。当时袁世凯密谋复辟帝制，悍然下令中、交两行全国分支机构停止纸币兑现、冻结存款支取，企图强行挪用银行储备金银。政令传至上海，北洋官员派员施压，市民恐慌奔走，挤兑暗流一触即发。宋汉章愤然表态：“如遵令停兑，则中国之银行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明知抗命有入狱甚至杀头之祸，他仍向全社会郑重承诺“钞票照常兑现，存款照常支付，兑至最后一元始止”。
他主动公开银行库存准备金数额，联络沪上钱庄、商号代办兑现业务，不分昼夜兑付现洋。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当时声名鹊起、稳稳奠定“中国最可信银行”的金字招牌，让国人第一次相信华资银行可信、可托、可依。
宋汉章也是中国民族保险业当之无愧的一位开拓者。当时上海保险市场完全被英、美外资公司垄断，华商工厂、商铺、民居投保皆受制于外人，理赔刁难、条款不公司空见惯。1931年，宋汉章立足上海牵头发起创办中国保险公司，登高疾呼“华人之产，应由华人自保，不可假手外人”，并长期出任董事长，不领取一分钱薪酬，一心只为打破外资保险行业垄断，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风险保障体系。创办不久，荣氏汉口纺纱厂突发大火，损失惨重，按合约需赔付200万银圆，几乎耗尽公司全部资本金。业内同仁纷纷劝说拖延理赔、删减赔付，宋汉章力排众议，态度坚决：“宁可倾家荡产，不可失信于国人。”严格依照保险契约足额履约赔付，树立起华商保险的行业公信力，让民族保险业在上海站稳脚跟、走向全国。
宋汉章身居金融高位半生，清廉自守、极简度日。心系员工与乡亲，在上海牵头筹建职工宿舍，在家乡余姚兴办学校、医院，倾心培育金融后备人才。临终之际回望一生金融征途，他质朴告白：“我为金融做事，不为谋私，只为守住中国人自己的金融家业。”
从近代金融先驱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第一通商巨埠，襟江带海、万商云集，1843年被迫开埠之后，华洋杂处、中西碰撞，面对外资金融渗透挤压、利权流失，民族金融觉醒破局、借鉴创新、蓄力壮大。外滩洋行林立、外资银行盘踞，一代代有识之士痛定思痛：金融主权不可丢，民族产业不能亡。
没有独立的金融体系，就没有完整的民族经济；没有自主的金融力量，实业救国只能沦为空谈。盛宣怀、荣宗敬、宋汉章怀揣家国情怀、坚守民族立场、奔赴自强目标。其中，盛宣怀所代表的国家金融，意在破解“中国有没有现代金融”的时代命题，为中国金融现代化铺就一条前行道路；荣宗敬所代表的产业金融，意在解答“民族实业如何抵御外资压迫、突围求生”的生存难题，走出一条产融共生、实业卫国的自强之路；宋汉章所代表的信用金融，意在夯实“金融何以致远、行业何以立魂”的道德根基，在强权与利益面前坚守底线，为中国现代金融注入诚信基因。
今天，要坚守金融报国之志，牢记金融的政治属性与国家使命，始终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掌控金融主权、服务国家战略大局摆在首位，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筑牢金融安全屏障。要恪守金融为民之本，站稳人民立场、回归金融本源，深耕实体经济、赋能小微企业、惠及城乡民生，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沃土，让金融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涵养金融诚信之德，以信用为魂，坚守合规经营、稳健行事、操守立身，恪守行业伦理、维护市场秩序，让诚信成为中国金融行稳致远的底色。要扛起金融担当之责，立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标全球一流水准，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扩大高水平金融开放、健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以高质量金融供给赋能高质量发展。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