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国际金融中心，正经历着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全面跃升。这种波澜壮阔的实践，不仅是金融改革的试验田，更是孕育原创性金融理论的策源地
■刘莉亚 徐昊
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新征程上，建构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面临的时代课题，其核心是要在融入全球、引领开放的过程中确立中国标准。上海作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国际金融中心，正经历着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全面跃升。这种波澜壮阔的实践，不仅是金融改革的试验田，更是孕育原创性金融理论的策源地。
破旧立新
在传统格局下，发展中国家金融学知识生产通常高度依赖西方新古典范式，一方面，其理论传播与政策应用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忽视制度摩擦等弊端；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土学术话语解释现实创新动能的不足。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跃升的中国金融实践，正在打破这一壁垒，并为中国金融理论创新提供了生动的实践场景。
理论不是象牙塔里的玄谈，而是滋养社会、引领实践的活水；中国金融实践不是西方理论的“搬运者”，而是全球理论创新的生力军。建构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破旧立新的基础上，推动金融理论真正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上海制度型开放的赋能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微观样本的多元化供给。制度型开放带来了大量的跨境投资、离岸金融业务与科创融资案例。这为学术界提供了有别于华尔街模式的中国微观主体行为样本，精准适配了中国学者对复杂金融场景的信息获取需求。
其二，政策互动的即时化响应。监管部门与金融市场在开放探索中直接互动，有利于形成“政策出台—市场反馈—制度迭代—理论提炼”的良性循环。
其三，规则创新的差异化互补。中国的制度型开放更多聚焦于统筹发展与安全，这可以弥补西方理论偏重资本逐利、易与国家安全脱节等短板，有效匹配国家对安全型、普惠型金融理论的需求。
制度型开放优势的充分释放，不仅将让中国金融实践在全球竞争中获得影响力的提升，更将为金融领域的知识跃迁奠定坚实基础。广泛的市场参与及深度的规则交锋，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与鲜活的现实课题，推动知识生产模式从“西方主导型”向“中国主体型”转型。
话语建构
在跨境监管等金融治理新议题上，制度型开放的实践将涵养中国金融学，填补传统金融学解释力不足的理论空白。
直面规则交锋，破解跨法域监管的理论痛点——
建构中国金融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直面全球化退潮与大国博弈的现实。在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循环，面临日益复杂的外部监管环境。与之相伴的，是构建一套能够科学解析跨境资本流动机制与监管摩擦知识框架的理论创新要求。
例如，针对部分赴美上市企业采用的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传统西方理论仅将其视为一种规避外资准入限制的契约安排。但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地缘博弈中，这类架构深陷不同法域的监管冲突之中。当外部频繁调整证券监管政策，甚至出台具有长臂管辖性质的法案时，中概股企业面临的是严峻的法律合规风险与财务冲击。这就要求，从理论高度解构这些跨法域监管政策的变化规律，精准测度海外监管政策转向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实质性影响，填补传统金融学在跨国监管博弈领域的理论空白，进而推动中国金融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范式升级，从规则接受者到标准制定者——
理论创新的落脚点之一，在于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升级。上海在探索离岸金融发展、深化跨境投资机制的过程中，每天都在处理庞杂的跨境监管协同与规则对接。深入研究这些监管摩擦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不仅能够指导微观主体的涉外实践，更有助于推动中国学术界从“西方规则的解释者”向“中国标准的制定者”转型。这种转型，可以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双重适配。通过在上海这片试验田中提炼制度型开放经验，中国金融学将逐步确立起全球学术话语权，主动设置全球金融治理的新议题。
统筹治理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核心命题上，制度型开放的实践将涵养中国金融学，形成有别于西方的“统筹治理”逻辑。
西方传统的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理论，高度依赖复杂的数学模型与衍生工具来实现风险的分散。然而，历次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表明，这种看似精妙的个体风险分散机制往往在宏观层面积累着更致命的系统性风险。这就要求，中国金融学建构起一套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相统一的风险治理逻辑，规避脱离实体经济的资本自我增值游戏与信用泡沫。
高端学术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中国实践的“价值核心”。全方位的治理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为高端理论建构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例如，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开展的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压力测试等改革中，上海始终坚持“既要放得开，又要管得住”的治理辩证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理论界还可以深入挖掘上海建设“风险防火墙”的微观机制，这包括如何运用监管科技对异常跨境资金进行实时监测与阻断；如何通过非正式的声誉约束防范跨市场的风险共振等。将这些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的风险管理理论，有助于推动“中国治理引领型”理论的建构。
价值重塑
在推动协同共生引导耐心资本等议题中，制度型开放的实践将涵养中国金融学探索金融价值的本质要求。
学术生态的建设，有助于构建“实体经济支撑—制度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引领”的良性循环体系。在这一逻辑闭环中，金融理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实现从“脱实向虚”向“协同共生”的根本性转型。在西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演进中，资本的无序扩张往往导致社会资源的错配。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理论内核上重新定义“金融的价值”。金融资源配置的最终目的，不是追求短期财务回报的最大化，而应聚焦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理论建设与上海先行先试的实践探索相互交织。作为科创金融改革的排头兵，上海依托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的设立与注册制改革，成功引导了海量“耐心资本”流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在此过程中，上海不仅创新了金融产品，更重塑了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与包容机制。理论界可结合上海实践，探讨如何突破传统的有形资产抵押范式，构建基于数据要素与技术潜力的新型信用评价理论；如何克服资本市场的短视效应，建立长周期的科技创新激励理论等。二者协同互动、优势互补，既可以巩固金融服务实体的价值引领地位，又将充分释放资本赋能创新的社会价值。
总之，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一项学术工程，也是一项强国工程。推动中国金融理论话语权的建设与学术生态的良性循环，既顺应了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又精准匹配中国式现代化对金融理论自主化的需求。未来，要持续推动理论界与实务界协同共生，充分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持续释放制度型开放红利，助力金融知识跃迁与结构升级，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学术支撑。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