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馨（厦门大学教授）：
黄天华老师的治学事迹就像是荒漠里的甘泉。我很难想象，在日子都过不下去的时候还能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对比当下的浮躁学风，可谓是天壤之别。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当确立起这么一个榜样。做史学研究就要不计名利，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不然怎么能做好学问。就《中国财政制度史》这本书来说，黄老师至少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比别人做得扎实，内容非常详细、丰富，体例上亦有创新之举。
吴俊培（武汉大学教授）：
武大古籍所编写过一部《故训汇纂》，用了18年时间，而且是一个团队。黄天华老师独自一人坚守了31年，他有一种学术的执着，中国学界太缺乏这样的人了。对于《中国财政制度史》的断代方法，我的看法是，把每个朝代都完全分开，那么历史交融的画面可能就看不见了。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趋势如何发展，应该有所揭示。史料的收集、运用已经很充分了，剩下的工作是如何把精气神再提炼一下，进一步提升著作的高度。
蒋经法（江西财经大学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的史学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某些领域还首屈一指。黄天华老师继承、发扬了这个传统，一辈子做一件事。坚持人生的一个目标，过程非常痛苦，但正是因为这种坚持，才会成为大家。
在上海这座城市做历史研究，我觉得黄老师一定放弃了很多，尤其是经济利益方面。历史研究是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推动国家和社会建设。我们不能只盯着洋为中用，也要思考古为今用。
黄老师的这本书既揭示了中国财政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又根据不同朝代的划分，分析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性。朝代之间的传承与发展，以及这个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应该能给今天的财政制度建设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路。
孙开（东北财经大学教授）：
搞历史研究，高投入、低产出，见效又慢，实属不易。我们学校曾是财政史、思想史研究的重镇，现在人手不够了，这让我感到很紧张。像黄天华老师这样单打独斗肯定不行，但是增加财政史的研究人员很难，比一般经济史要难。
事实上，现在中国进行的一些财政改革，一些政策建议和制度办法，都可以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找到很相似的做法，甚至是惊人的相似。正因如此，财政史比经济史下面的其他专门史更值得研究，史料更丰富，更值得发掘。
杜恂诚（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以学术为生命，从31年前坚持到现在，黄天华老师的精神让我很感动，也值得学习。财政史方面的著作有几本通史，比如项怀诚的《中国财政通史》有12卷，叶振鹏的《中国财政通史》有10卷，背后都是非常大的团队。黄老师是一个人，没有任何科研经费，他能把500多万字《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完，真的很了不起。另外，我想说，从事财政史研究，应该先进去再跳出来，现在资料铺天盖地，往往把观点和理论都淹没了，这方面值得注意。
胡怡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我和黄天华老师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都去了税务局，过了一年，又不约而同地回到了财大。他给我的印象是敬业、低调、谦虚、随和，一门心思扑在做学问上。2007年出版的《中国税收制度史》得到各方的高度评价，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现在他又拿出了更加让人惊叹和震撼的《中国财政制度史》。5卷本、550万字，国内从事历史研究的个人很少能完成这种规模的著作。
做历史研究需要大学问。财政史贯穿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黄老师原来的功底就不错，大部分知识是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逐步积累和提高的。但在大学时期，人家认为他的想法是天方夜谭，放着现在的财政理论不碰，非要去研究原始社会。
一直以来，大家对黄老师并不看好，这可能跟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关，都喜欢追逐热点，而财政史偏偏是个冷门。在评职称时，他经历过几次曲折，但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研究，这就需要达到一定的境界。黄老师最大的特点，我总结为“一人、一心、一生”。他把历史研究的兴趣变成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他把做学问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中国人重写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