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热锅边上吃冷饭”,为中国财政制度追根溯源
2017-05-16
文|陈爱平
“在《说文解字》中,‘禾’‘且’合在一起,就指代征收作为赋税的谷物。”在近日上海财经大学的一节思政课堂上,68岁的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黄天华向学生们讲授中国财政制度的起源,他引经据典,希望最大限度地引起同学们的兴趣。
教室里坐满,40多名本科生听得非常认真,这样的场景在黄天华30多年的教研生涯中并不多见。财政史是一门非常冷的学科,即便在上海财经大学这样的专业院校,往往每学期只有10多名本科生选《财政史》为选修课,研究生人数就更是寥寥无几。
“我并不怪学生们,做财政史研究太难,太磨炼人的意志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与讲台上那位授课讲稿成竹在胸、能随时写上洋洋洒洒板书的意气风发的教师形象大相径庭的是,讲台下的黄天华并不善于表达,他身材清瘦、时常咳嗽气喘。
正是这样一位瘦弱的老者,花了31年撰写的长达500万字的著作《中国财政制度史》,在今年即将出版。这是一部研究中国财政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的专业性财政史著作,采取实证分析和逻辑论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辅以交叉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填补了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的空白。此前,他撰写的著作《中国税收制度史》获得2008年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应用学科生机勃勃,但史学研究渐渐陷入不景气的状态。”武汉大学财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吴俊培介绍,甚至少数学者错误地认为史学研究者最终只能“缺名少利无出路”。
业内专家介绍,财政史研究是系统工程,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诸如军费、官俸、皇室财政、文化教育、公共工程、公共事业、邮驿、漕运、宗教、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等。所需要的史料几乎要涉及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获取资料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宋代、清代、民国时期的财政经济相关的文献史料,往往存于美国、法国及日本,给国内学者开展研究带来更大的困难。
同时,史学研究的时间周期比较长,难以作为课题立项,缺少科研经费资助,也就是说,研究者本人往往需要自掏腰包。以黄天华为例,自1986年工作以来他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购买书籍、复印资料上。2007年,当黄天华获评教授职称后,他的月收入从不到6000元上提到接近8000元,但购买研究资料后,结余所剩无几。
其次,研究者还需兼顾高校对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短期考核目标,做一些应景的短期的研究。这对学者的精力又是一大考验。30多年来,黄天华每天坚持工作18-19个小时,往往扎进书堆里就是一整天,他对此乐此不疲。后来,在先后患上心脏病、支气管破裂等疾病后,黄天华仍然担心工作时间不够,一直推迟就医。
“做财政史研究就像是在热锅边上吃冷饭。”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评价,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应用经济学在全国高校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不少应用经济学学者功成名就。“从不艳羡同事的成功,一门心思做学问,这对学者本人的耐力是极大的考验。”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还记得在2007年学校职称评审会上,是否将黄天华评为教授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当时黄天华并不满足在A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通过英语及计算机等级考试、承接重大课题等当时学校所规定评定教授所需要的“硬条件”。
“会上,我们还是认为应该破例将其评为教授。中国财政史的研究,不仅有以史鉴今的作用,更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经济学学科体系。”
“尽管研究过程艰苦,但同事、领导、学校、社会各界给我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多。”黄天华说,在各界的鼓励下他会继续在财政史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
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陈正良介绍,《中国财政制度史》这部著作,不仅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特别立项的资助资金；也纳入到“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
“看到我经历过的困境,不少财政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从事了实务工作。”黄天华说。财政史研究的后继者何去何从,是业内共同的担忧。
黄天华的博士研究生钟灵娜,作为为数不多“没转行”的学生,今年选择了以师资博士后的身份前往华中师范大学继续从事财政史研究。
“‘青椒’的焦虑当然有,而且财政史研究确实仍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黄老师的坚持也给我勇气,在自己喜爱的学科上坚持走下去。”钟灵娜说。
上海财经大学青年学者林矗说,在财政史研究的领域,相信学校、社会未来会以更大的包容和支持,给青年研究者更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