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徐瑞哲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租还是先有税？”在上海财经大学近日一堂《经济中国》思政课上，年过六旬的黄天华教授弓着背发问，转身在黑板上写下“禾木旁”：它们都来自粮食。
财政从何而来，从原始社会起，上下五千年。而黄天华用了他生命长度的将近一半，写就500余万言的《中国财政制度史》，今年9月即将出版多卷巨著，兑现了他当年“中国人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的承诺。同时，与此相关的百余万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史》一稿也已完成，并正筹划200万字的《中国军费制度史》。
书稿一张张地累积，他1.8米的身形，却仅剩107斤的体重；事关“金钱”的基础研究，他自费投入入不敷出，只买赴京最便宜的火车票；身在财经热门高校，他偏偏选择冷门史学，副高级职称评了8次才过。
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
黄天华正在出版的 《中国财政制度史》扉页上就醒目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祖国。”
他生于上海，进车间工作，高考恢复后考入原上海财经学院，毕业后有一段财政机关经历，之后又回校任教。当上世纪80年代，黄天华在中央财经大学读研时，他遇见了改变自己人生走向的东北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马大英。有一天，马老师对他说：“对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前面，远远超过了我们！”
黄天华颇感震惊。原来，关于唐代经济和财政制度的研究，第一中心在日本，第二中心在美国；研究中国宋代财政经济的中心，则在巴黎、东京；而研究中国清朝、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经济文献史料，绝大部分存于美国。
历史怎么走错了房间？中国人研究自己的财政问题居然没有“入场券”？“小黄，搞历史很苦的，”马老师接着说，“如果你想好了，就一定要走到底。”
风华正茂的黄天华，毫不犹豫答道：“马老师，您放心，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而今，他才知此话过于乐观，以至于此后好几次陷入绝望。
黄天华记得，在一次全国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总理曾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财税兴衰与政权及国家兴亡密切关联，财政制度史研究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所需史料几乎穷尽古代典籍，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等。黄天华给大学生上的课，关于“租税合一”，就是把《说文解字》翻了个烂熟。
为了找到第一手资料，黄天华请所在学院的外籍院长从美国杜克大学大量复印原始文献，近千份材料都是汉字所写，但国内从未印过，这种感觉很不是滋味，令他无法释怀。
小时候，黄天华喜欢一首老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告诉记者，当孩子大了，请妈妈坐下，又如何给她讲过去的事情呢？“如果美国人、日本人来讲，祖国妈妈多少是失望的。”黄天华语重心长地说，“尽管科学无国界，但由中国孩子来做这件事不是更熟悉、更亲近吗？”
在数千年书海中掘金，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个人的生命就显得有限。为此，当时34岁的他，整整为此规划了之后31年的学术生涯，直到65岁，全史出齐，办理退休，默默离开。
黄天华有些哽噎，“因为‘祖国’二字分量太重，那就是我的妈妈，活在世上不能放弃自家母亲。”据目前著作研究进展情况，全书军费支出、皇室支出、官俸支出、祭祀与宗教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几项，贯穿历代各章，厚重扎实，都可独立成篇，单独成书出版。
工资几乎都用于史料和差旅
“为祖国母亲讲故事，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甚至可以没吃没喝。”财政制度史研究的周期长，10年、20年、30年都有可能，而不太可能作为如此长期的课题立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经费可以资助，黄天华只有自掏腰包。“这是一个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研究领域。”
史料价格特别贵，1986年到2014年集中撰著期间，黄天华的全部工资几乎都用于史料搜集和差旅之中，单就这部《中国财政制度史》的资料费，陆陆续续累计达19万元。
最狼狈的一次，是他去北京图书馆、财政部科研所寻找研究资料。为了尽可能少花钱，他住在50元一晚的火车站招待所。“我一学生见状，实在不忍，把我送到一个普通招待所安顿下，”黄天华回忆起，当看到一晚要200多元时，自己的心在滴血。他至今清晰记得，京沪之间车票曾经只要12元，正是他常常搭乘的13/14次列车。
他至今无法忘怀一个资助人——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现任校党委书记丛树海。“那时候我实在太困难了，所需资料根本买不起，只能采取复印的方法。”黄天华从来不去校领导办公室，但那次，他在楼梯口碰见了丛树海，见这位校长从口袋里掏出4000元，“说心里话，当时连谢绝的勇气都没有”。不止一个领导单独资助过黄天华，但给的钱却从来没让他签过字。“等空下来，我会算算，究竟给了我多少。”
他悄悄透露，“爱人的工资比我少，只拿3000多元，还要养家糊口，我真是不好意思从她兜里拿钱。”如今，财大毕业的女儿已独自立业，她虽没有继承父亲衣钵，选择了金融行业就业，但仍时不时“赞助”父亲的这份终身任务。
每年从大年初一到第二年的年三十晚，黄天华没有休息日，早晨5时起床，深夜12时睡，除了吃饭只睡5小时。学生们说，黄老师除了上课时间外，一般都待在自己办公室，寒暑假亦风雨无阻。所以平时深居简出，在校园里偶尔可以看到他骑一辆破旧的小电动车疾驰而过，日常穿着与生活细节几乎数十年都不变。
三十春秋如一日，黄天华的身体每况愈下。《中国财政制度史》 写到一半时，他患上了心脏病，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要花1年时间治疗与调理。当时，黄天华觉得过于奢侈，没有听从医生建议。后来，又陆陆续续患上肺气肿、支气管破裂、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
《中国财政制度史》2015年完稿后，按规定出版费用为每10万字1.7万元，全书550万字的出版费用就高达100万元。为此，黄天华的梦再度阻遏，只得先用每套500元的价格打印了5套，报送政府部门和出版机构。经多方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定下50万元出版费，国务院规划办拿出35万元资助，校方又给了25万元。“这样多了10万，可供下一步动用，但还没动过。”黄天华说。
当铺路石帮后继者坚守下去
在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当了十多年院领导的胡怡建，也是黄天华的老同学。他深知黄天华，日常被视作有些木讷之人，不善于人际交流，也从来不参加那些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价值不大的活动。“只是经常看到他弯着腰，艰难地完成课程，疲惫地走出教室。”
在上海财大资深教授鲁品越看来，当下重论文轻著作，重项目轻成果，重短期成果轻长期积累，这成为评定各种头衔的规则。在不尽合理的规则下，黄天华这样的学者注定晋级艰难坎坷，“对于一辈子献身学术的人，若未被学术所承认，这是知识分子最难承受的打击”。
好在，学院对他宽容，评教授不用论文评，用著作评，不约而同投了赞成票。他从1978年走上财经学术之路，到2008年58岁时才终于评到正教授，而且还是破格晋升。“教授职称拿7800元，而之前副教授是5800元。”黄天华笑着说，“多了2000元，日子好过多了，因为一半以上工资可以交给爱人了。”
说来是甜，实则是苦，在多数人眼中，财经学者似乎以应用为导向。作为基础研究，史学研究的不景气是客观现象，经济制度史、财政制度史等专业史更是如此。“但我国需要有懂得财政的人才，去研究军费、专卖、官俸等领域，而眼下实在是太缺这类人了。”黄天华说，让他觉得悲哀的是，自己的学生几乎全都半路改道，目前只剩下钟灵娜还在坚持。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黄老师常常这么教导我们。”这位2013级财政学专业硕博连读博士生说。但黄天华深知她的不易，也不为难她。在读期间，钟灵娜发了好几篇史学论文，但最终还未决定是否干这一行，或今后改教财政学为好。
“是学生不愿意吗？我觉得不是，他们看到我太苦太苦了，所以选择了别的相对轻松、容易出成果的路。”黄天华说，自己既担心财政制度史研究这条路后继无人，又担心后来者像他一样一生清苦。“我快退休了，没有精力再去坚持，”他说，目前能做的就是尽量为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生当铺路石，帮助他们坚守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