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在关注本次疫情发展趋势的同时，也对2020年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走势也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即使抛开这次席卷全国的疫情的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已然不容乐观，从已经公布的全国29个省市区的2020年GDP增长目标数据可知，有20个省份下调了GDP增长目标，8个省份与上年持平，仅天津市上调了2020年GDP增长目标，而这场严重的疫情毫无疑问地至少会对中国经济的短期走向产生较大的负向冲击。然而，任何“黑天鹅”事件都具有两面性，笔者认为这场疫情对未来中国济发展的影响同样“危”“机”并存。
当前疫情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挑战
第一，本次疫情放大了民众的悲观情绪，使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预期。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和席勒在《动物精神》一书中指出，人们在做出消费和投资决策时，他们必须依靠信心，而人与生俱来的动物精神会放大自身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从而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这次疫情引发的抢购现象即可看出，恐慌心理引致的恐慌性需求使得消费者的行为偏离理性，而抢购行为所引起的短期短缺和物价上涨的最终后果是全社会的福利受损。因此，这场疫情无疑会导致民众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悲观情绪加重，全社会的消费和投资信心减弱，从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容低估的负向影响。
第二，本次疫情对第三产业造成了严重打击。我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59.7%，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比达到46.3%。因此，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就业人数来看，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其他自然灾害事件（如汶川地震）相比，本次疫情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不同于自然灾害的局部性特征，本次疫情波及全国甚至其他国家，影响范围更广。其次，自然灾害对民众恐惧心理的持续影响较短，而本次疫情的持续时间和影响程度无疑更长。尤其对于文旅、餐饮等具有人口集聚特征的服务业而言，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疫情，将会使民众如惊弓之鸟，可以预期即便在疫情过后的一段时间内，对此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仍会大幅减少。最后，第三产业聚集了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这些企业和人员的资本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低，疫情所引起的现金流断裂和工资成本上升很可能会引致大批中小微企业破产并产生相当数量的低技能失业者。
第三，本次疫情会对出口贸易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出口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制于全球经济不振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速下滑明显，成为了中国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1月16日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出口贸易复苏带来了利好。然而，随着疫情的恶化，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1日将本次疫情确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顿时为中国的出口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此次决议的有效期仅为三个月（视中国疫情控制情况决定是否延长），但即使乐观预期中国在三个月后摘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帽子，这三个月的空档期仍将使中国的出口行业流失大量的国际订单和客户。在东南亚及印度的制造业日渐崛起而与我国形成竞争之势的背景下，疫情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三个月，后续影响还有待观察。
第四，本次疫情可能增加金融系统性风险。当前，中国民众、企业和政府的负债率均处于较高的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直是我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本次疫情发生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文件延迟企业开工日期，再叠加上述对出口贸易的负面效应，企业的经营环境将会明显恶化，大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的趋势难以避免，由此产生的企业信贷违约问题将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同时，民众的失业风险将随着企业经营困难而加大，随之而来的将是家庭部门的流动性短缺，以及由此可能引致的消费信贷和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潮，从而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不良影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广大农民工可能面临的失业问题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首先，本次疫情对中小企业的不利影响要高于大企业，而中小企业恰恰是吸纳低技能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主要载体。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本次疫情对广大农民工就业的冲击更大。其次，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少的农民工群体出于子女教育、婚姻、落户等目的选择在城区购房，成为县城及中小城市的购房主力。如果本次疫情造成农民工群体大面积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那么将会对这些城市的房地产销售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使得本来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城市房地产业的金融风险提早暴露，进而向大城市传导，增加金融系统性风险。
第五，本次疫情可能增加通货膨胀风险。首先，从以往经验来看，为了缓解疫情对经济的负向冲击，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很可能会更加宽松化。其次，因疫情而造成的短期生产停滞会使得企业库存耗尽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并将引致最终产品价格上涨。第三，在猪肉价格下降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本次疫情对活禽养殖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未来活禽产品价格将很难避免走高，猪肉价格（暂且假定）与禽类价格上涨的叠加，将至少在局部和在特定食品上带动物价上涨。第四，如果疫情持续时间更久，那么各地的农业生产活动将受到更加广泛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得农产品价格走高。
如何缓解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向冲击，实现“转危为机”
尽管本次疫情不可避免地在短期内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各种负面影响，但笔者相信只要政府应对有方，从中长期来看，疫情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仍然可以被缓解，甚至可能实现“转危为机”。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能够针对在本次疫情中个别地方政府暴露的治理能力薄弱等问题而不失时机地进行一些体制机制改革，那么本次疫情也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能力提升的一次“机”遇。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而深化改革无疑是这些目标完成的必要途径。然而，改革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从来都面临着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没有来自外部压力的倒逼，改革难以有效推进，古往今来，概莫如是。笔者相信，本次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将会为我国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强有力的动力，如若成行，必将由此开创我国经济发展的全新局面。当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无论就短期应对而言，还是从长期改革角度来看，政府应该至少从以下六方面开展风险防范和稳定经济的必要调控。
第一，多措并举帮助广大中小企业渡过眼前难关。短期来看，政府应当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补贴等财税政策。尽管在政府财政吃紧、债务负担较重的情况下，大幅的减税和补贴对会增加财政支出的压力，但在特殊时期，我们必须采取特别之策。通过临时性税收减免、补贴政策，可以使企业得以快速恢复生产、减小生存压力和损失、降低破产风险，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经济稳定运行的效果。并且，减税和补贴政策应当是差别化的，即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受疫情影响的强弱程度而采取不同之策。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短期内降低或延缓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延收企业到期债务、鼓励物业所有者降低租金等多种措施，共同应对当前的难关。
一直以来，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遭受的显性或隐性制度歧视，如产权保护不严格带来的资产安全性风险、在市场准入与政府采购上未享受与国有企业同等待遇、正规金融体系的融资歧视等，严重制约了中小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2-2018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占比两项指标均呈显著的下降趋势，而本次疫情的爆发无疑会进一步打击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面对疫情对社会经济的负向冲击，短期政策仅能帮助广大中小企业化解当前的生存危机，而中长期来看提振企业家的投资信心才是保障疫情过后我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因此，从长期来看，要想有效提高企业家的投资信心，政府应当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定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切实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二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方针，对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三是破除部分行业准入的行政壁垒，将能源、电信、金融等垄断行业向民营企业开放，并依法保护民营企业进入的合法权益；四是改革金融体系，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创新金融工具，保障中小企业的融资权益。
第二，稳定就业，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稳定就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而稳定就业的关键点依然是保障企业平稳渡过本次疫情危机。这其中农民工就业的稳定至关重要。根据人社部的数据，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数接近3亿人，而《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中仅有30.6%受过职业培训，低技能的农民工仍占较大比重。如前文所述，受本次疫情冲击最大的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量的低技能农民工就业，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将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除了通过加大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稳定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外，政府还应当在疫情所造成的城市就业岗位不足的情况下，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为因疫情而失去工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而长期来看，政府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实质性改革政策，如在农村推进土地确权改革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城市资本进入农村从事现代农业的投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利于盘活农村的土地资产，降低农村土地资源的闲置率，还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融入城市提供资金支持，缓解疫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收入的负面影响。此外，还应该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流入地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降低农民工因户籍制度而带来的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流动成本。
第三，稳定出口和扩大内需并举，缓解疫情对企业产品市场环境的不利影响。考虑到我国存在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的现实，出口加工制造业仍然在稳定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本次疫情中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因此，我国需要积极推进与美国的第二阶段贸易谈判，避免贸易摩擦重新出现，为广大出口导向型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在精准扶贫政策取得阶段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在需求侧，通过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增加居民资本利得收入、降低个人所得税等多种措施，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在供给端，通过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减少产品的流通成本等举措降低企业成本与最终产品价格，从而有效提升国内市场需求，降低企业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此外，还应当认识到，在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后，我国在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方面所具有的“红利”优势已不再明显，从长期来看，唯有升级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才能够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保持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努力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支持的政策环境。
第四，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不宜“用力过猛”。在为稳定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保障的前提下，政府应当做好民众的通胀预期管理。本次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已经显现，2月3日开盘当天沪深两市3000只个股跌停，A股跌幅达到7.72%。同时，大量中小企业也亟需信贷支持，因此实行宽松化的货币政策已经刻不容缓。然而，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已相当有限。一方面，2019年我国广义货币存量占GDP的比重达到200.48%，位居全球之首，造成民众的通胀预期加剧；另一方面，资金脱实向虚现象严重，大量制造业企业受困于信贷约束濒临破产。因此，面对本次疫情冲击所带来的流动性短缺，央行的货币政策应当适度宽松，即要满足市场上的流动性需求，也要防止大水漫灌造成的通胀风险上升。此外，央行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应该是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从以往的现实情况来看，央行投放的增量货币大多流向了房地产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而真正流向民营中小企业的数量较少。由此可见，现有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渠道还不够畅通。在这一背景下，金融体系改革的着力点应该置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二是切实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开放金融行业，允许民营资本从事金融活动以增加金融行业的竞争力度，只有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中才能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倒逼金融企业从事金融工具的创新活动，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方式和融资便利；三是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经营行为的干预，避免资金过多流向地方政府，造成地方政府对企业融资需求的挤占，防范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过重而推高金融风险。总之，只有在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高效的金融体系才能够引导货币供给量流向真正需要资金的实体领域，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如若不然，货币供给的增加只会加剧民众的通胀预期，推高物价、房价和地方政府债务。
第五，防范房地产价格下跌引致的金融风险。本次疫情对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均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民众的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在短期内必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在当前我国民众负债率较高，尤其是房地产抵押贷款占比较大的现实背景下，需要预防可能发生的民众房贷断供风险。因此，为了对冲疫情风险，可以在短期内适当降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或延缓还贷期限以降低民众的还贷压力。对资金链存在较大风险的房地产企业，政府可以考虑将其在售商品房统一收购，作为政府的保障房，降低房地产企业的破产风险及由此引发的金融风险。此外，还需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监测，尤其是作为劳动力流出地的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监管，防止局部金融风险向上传导。
第六，保护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降低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对因疫情造成的农业生产者的损失进行适当补偿，减少农村品的中间流通环节，做好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工作。
危机发生之时，如何提振民众和企业的信心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关键所在。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说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本次疫情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与17年前的“非典”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比已然不可同日而语，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却不亚于二者。彼时，我国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资源还相对丰富，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债务杠杆还比较低，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的增量刺激政策来提振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此时，上述优势已不再明显，增量刺激政策的实施空间已十分有限，唯有通过推进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才能有效提振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当然，市场化改革必须辅以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得以实现。如果缺少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不减少政府机构的行政干预，对企业的减税降负只能停留在口号上；如果政府不从市场的竞争性领域退出，民营企业将难以获得公平的市场环境。本次疫情中个别地方政府暴露的治理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薄弱等问题，促使我们更加深该地认识到“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的重要性，即必须通过经济体制和治理机制的改革，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借此疫情之“机”，切实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够提振民众和企业的信心，一定能够力挽狂澜，开创改革实质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邵帅 李宝礼；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