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错过!聆听12位学者大咖在长三角国际论坛上的精彩演讲

发布时间:2019-12-10来源:澎湃新闻字体:[]设置

Thomas J. Sargent美国纽约大学William Berkley经济学讲席教授;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演讲题目:美国关税与贸易政策:过去与现在

从亚当斯密的角度包括之后的各个经济学家来讲,国际贸易是积极的,因为它会让市场更加的广泛,并且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分工带来的一些获益。对于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而言,国际贸易是好的,但不是对所有人在所有的时间都是好的。美国历史上征收关税的原因可分为三个阶段:1790-1860年内战阶段,征收的关税主要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1860-1933年间,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生产商;1934年之后一直到2017年,美国都鼓励低关税,支持自由贸易,这是基于利益的考虑。因为国内企业发展水平已经够高,此时美国希望海外市场开放,让国内企业去竞争,因此主要采用强硬且有效的高关税威胁手段,威胁对方自己会征收高关税除非对方降低本国的壁垒。在美国的驱动下,各国的关税都逐渐下降,贸易门槛越来越低,自由贸易成为趋势。

Sargent教授认为,第一,美国的就业机会减少的主要原因还是产业本身技术升级导致的,而不是自由贸易。第二,降低贸易壁垒对于本国也是有利的。在美国,从历史来看,最终做出这些贸易政策决策的其实美国公民,国会和总统只是公民的代理人。从理性预期角度看,若要改变现在的结果,就需要让美国公民更清楚地知道加征关税的后果,并促使他们做出理智选择。

最后,他推荐了《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一书,指出,美国已不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故乡,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在一些领域具有垄断性,在一些领域竞争力下降,美国到底要在贸易过程中获得什么,这是美国人需要思考的。

林毅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演讲题目: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区域一体化

能够跨过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或是地区数量是非常少的,中国要实现民族伟大的复兴,必须跨过这个门槛。他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谈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对各个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对国家实现现代化、民族复兴的重要性。

他认为:第一,如果一个经济体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发展的产业有比较优势,有竞争力可以出口,而没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就可以进口。所以相比而言,按照比较优势的国家经济体,它的出口一定多,进口一定多,相比比较优势它会更开放。第二,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减低,会有自身能力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政府不需要补贴企业,政府的财政状况会比较好,如果有外在的冲击的时候,政府进行反周期的能力也会比较强。第三,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那么经济会有竞争力,会创造很多利润剩余,可以储蓄的就多了,而且如果投资产业符合优势,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当然储蓄、投资就会多。

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应该按照每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所决定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简单配置,是一个技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会创造很多利润,会变成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需要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必须对创新有激励措施、必须完善相对新的产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需要积极有为的政府。

现在,中国要进入高收入阶段,工业化革命阶段,有效的产业集群范围就不是县、地区,需要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才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的竞争力,然后一体化过程当中,每个地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地区一体化,变成有效的产业集群,让我们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推动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是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支点,重要的必要的措施。经济发展,必须发挥比较优势,通过有效集群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长三角一体化一定会对目标实现做出重大贡献。

谷澍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演讲题目:聚力一体化,聚焦高质量——中国工商银行金融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他从三个方面展开演讲:1.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商业银行的机遇,当然也有挑战;2.当前长三角区域的金融布局;3.商业银行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是机遇。首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自然会在基础设施和绿色发展上产生对商业银行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是一种机遇,但同时对于基础设施以及跨区域的公共服务,商业银行也需要考虑整个地区目前的负债水平,还有多大的容量能够进一步投入。其次,对于商业银行来讲,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会产生很大的金融服务需求,但另一方面,科创企业和传统行业不同,回报高风险也高。对于商业银行如何支持制造业、科创企业发展也是一个挑战。第三,长三角对外开放又是一个机遇,但是另一方面开放以后商业银行在合规反洗钱方面做得怎么样?有没有这个能力?全球化的服务能力能不能跟上?这也是一个挑战。

二是长三角区域的金融布局。这里拥有全国最完备的金融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是全国最前沿的金融改革开放阵地,很多先进的东西都是先在这里试验,尤其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目前在全球排第五名,除了前五名中纽约和伦敦领先幅度较大,新加坡、香港和上海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整个长三角地区有最成熟的商业银行服务体系,这是工行在长三角地区的布局,分支机构超过3000个,为长三角区域1.4亿位个人客户、220万法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除此之外,工行很多组成部门、子公司、数据中心等都在长三角。工行在长三角存贷款情况:在长三角,工行的各项主要指标都是同业第一名。

三是以工行为例,阐述商业银行在此过程中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使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主要有三点要做:第一,针对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投入。未来五年我们将在协同创新产业体系领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生态环境共保联治领域、公共服务便利共享领域和更高水平协同开放领域等5大领域新增2万亿的融资投入,增大信贷投入是商业银行支持地区发展的最传统方式。第二,以科技手段升级金融服务能力。主要聚焦四大客群提高科技服务能力,这四大客群为个人客群、机构客群、公司客群和科创客群。以后银行的服务会变得更加开放;升级金融服务能力要把人工智能应用到银行的营销服务和内部管理的所有环节中;银行服务变得更加富有弹性。第三,突出专营化,调整经营布局。未来中国工商银行准备在上海建三个总行级的中心:金融创新中心、跨境业务中心和金融市场交易中心。

Jean Tirole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学术主任;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演讲题目:数字时代企业和社会面临的挑战

关于数字时代企业和社会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未来的竞争和数据的私密性。全世界面对新的科技浪潮非常热情,但也有抵制的声音呼吁对大型科技企业实施更严格的反垄断法。从新的社会环境和商业模式出发,我们需要进行新的思考。

Tirole采用平台思维分析了大数据时代下的竞争。平台有技术平台和配对平台,现在大部分属于后者,也就是将买方卖方进行撮合,促进双方的互动。平台这一新的商业模式,有以下特点。首先是定价模式要考虑双边,也就是考虑了需求端的弹性定价后,还要考虑带给供给端的好处,实际上的定价结果通常是有偏的。例如Facebook,用户是免费使用的,而广告商则需要投入高昂的广告费,所以考虑反垄断时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然后,赢者通吃的现象也很普遍,现存者存在较大的市场垄断力,因此很多厂商前期愿意长期付出来赢得市场,达到垄断后较高的经济成本又会降低他们的创新性。垄断存在的负面影响巨大,但是对他们进行合规管理也比较困难,因为高科技企业生命周期难以跟踪而且全球企业缺乏跨国的监督。由于难以确定高科技企业的核心资产,通常采用的拆分剥离分别监督方法也不可行。考虑数据化背景,制定竞争政策时,重点要保证创新企业能够进入市场竞争,而不是已有企业在市场里竞争,保证市场的准入是平等公平的,这能鼓励创业者积极创新。面对最优价格保障的现象也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来防止这种不规范竞争。

关于数据的隐私,已有的保护条款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但是GDPR重点保护了数据的拥有权,而谁该拥有数据的所有权却存在争议。企业收集顾客的数据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时候,也可能出于利益,会和别的企业或者政府机构,监管方共享数据。我们便会担心自己的数据被泄露或者使用不当,这说明了监督的必要性。正如存款和食品安全都是由监管机构监管而不是顾客本身,对数据的监管也需要相关的监管体制。大数据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好处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作用,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采集目的,为了提高警惕,我们需要有清楚确定的数据采集行为准则。另外还有一些挑战。例如大数据下,劳工从被取代的工作岗位进入新的岗位需要适应过渡的时间,政策机制的设定要考虑到如何消减这个过程中劳工关于失业的担忧,而且对技术的采纳需要进行缜密的思考。Tirole教授肯定政府在促进行业发展上面有时是有有利作用的。至于可以使用的有效行业政策,当前的城市产业集群可能是非常好的工具。 

龙永图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中国外经贸部原副部长演讲题目:对长三角一体化的思考

龙永图先生认为在贸易战背景下,今后为了要打好这样一场产业链的保卫战,我们必须做好以下三件事情。第一提高产业链的质量,第二完善产业链的完整性,第三实现产业链的全球。为此,目前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特别是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的战略是我们做好这三件事最有利的政策工具。

第一,在提高产业链的质量方面,必须充分利用长三角这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基础,寻找更多在产业链当中的一些优质企业,就像是德国人讲的隐形冠军和我们中国人讲的匠心企业。第二,要以长三角为大的平台,建立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为中心,建立以许多优质大企业为核心的这样一个体系,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整合起来,建立起新的产业链节点,补充产业链的短板,这样可以在不断的整合的过程当中形成完善的产业链。第三,应该看到我们虽然具有比较完整的制造业的门类,我们在各个细分的产业当中也可以形成一些产业链,但是以高技术为核心的一些产业链当中我们的产业链还不完整,所以我们还必须把我们的产业链延伸到国外全球,来实现产业链全球化的目标。当前重点之一就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重点,把中国的产业链延伸到这些国家去。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他们对于制造业有很强烈的愿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几十年来所建设成的一些产业链,如果能够延伸到这些国家,通过建立产业链园区,通过投资建厂,能够使得中国产业链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去,延伸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这不仅仅有利于中国的产业链的延伸,也有利于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产业链,并从而使这些国家自己的制造业也成为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我们需要有胆量也需要有智慧,把我们的产业链延伸到发达国家去,包括到美国。因为把这样一些产业链延伸到美国发达国家,就会使这些国家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中国所拥有的大市场,充分利用全球新兴国家的大市场,让产业链把中国、西方发达国家和美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如果中国的产业链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能够紧紧联系在一起,双方发生贸易战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少,而且一旦发生贸易战,损失也会大大减少,所以建立全球的产业链不仅是实现中国产业链全球化的重要目标,也是一个实现全球共赢的重要的手段。

最后龙主席强调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或者说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联结,一个是整合。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打造了全球最大的城市群体,打造了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而且也建立了世界最好的基础设施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完全可以在经济一体化包括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通过把城市和城市联结起来,产业和产业联结起来,企业和企业联结起来,更紧密的建立起完整的有效的充满活力的产业链。目前经济全球化或者说逆全球化的趋势,最主要的表现在一些国家提出了所谓世界经济脱钩的问题,也提出了切断产业链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坚决的实施包括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体制的碎片化,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经济的脱钩的论调,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对切断产业链的各种行动或计划。

Janice Eberly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讲席教授;美国财政部原首席经济学家兼助理部长;演讲题目:财政政策与代际更替

Janice Eberly女士分享了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财政赤字、医疗、养老金、投资、研发等产生的影响。

她利用财政政策的历史数据进行剖析,进一步诠释美国目前财政政策所面临的挑战。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现在,许多经济体面临老龄化。老龄化给经济体带来巨大压力,包括社会服务和养老金的提供,对于年轻一代总体来说,要缴纳更多的税金以支持更多的老年获得养老金、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这对于不同的经济体也呈现不同的变化。

接下来,她指出,世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会进一步转型,年龄较大的工人在很多情况下技能水平更高,随着他们的退休,他们提供的技能将会形成缺口,此时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储蓄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储蓄水平上涨,给全球的利率下行带来压力。

在美国,接下来十年里,政府养老支出占GDP的比例将由5%上升到7%-8%的比重,医疗支出再加上养老金支出,大概占到了联邦预算的60%。另外一些之前未想到的影响,即退休人员数量越来越高,代际更替对于联邦预算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她还谈到关于非国防的研发包括防务领域的研发。防务领域研发相对持平,美国民用和军用的研发支出大概是GDP的2%-2.5%,研发的结构已经在过去30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考虑目前医疗领域的进展和发展,很大原因是由于人口的转型变革所驱动。目前人们对于健康的支出,包括健康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随着老龄化的人口越来越多,在医疗方面的研发支出也大幅上升。

紧接着,Janice Eberly对于分析了老龄化对于经济体其余部门的影响。指出她一个同事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针对老年人疾病(超过50%的患者年龄在65岁以上)的候选新药的比例随着人口的变化“水涨船高”,所以新药研发往往对于老龄化的市场需求做出反应。所以他发现对于候选新药重点聚焦于老龄病人群体。Janice Eberly通过数据说明了对于药物在医疗方面的研发出现了重新分配,除此以外,如今医疗领域的很多创新越来越多的关注到老龄化群体。

最后,Janice Eberly做出总结。目前,财政政策在人口的层面上已经越来越偏向于老年人,比如医疗保健支出、养老金,甚至投资与研发支出。同时,这也会带来其他的溢出效应,比如关于老年人的研发投资更多,将资本转向老龄服务业。面对这些新变化、新趋势,各国加强智力交流、集思广益,在其中互学互鉴,产生更多好的解决方法。

Nout Wellink中国工商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荷兰中央银行原行长演讲题目:欧洲的未来之路

    Nout Wellink先生通过对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的一些回顾,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着技术革新的不确定性的冲击,他介绍了在欧洲一体化发展当中所面临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经验和挑战,并在演讲中对中国和欧洲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比较,认为中国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主要是体现在三方面,包括规模、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精神,比较过程当中,他希望中国和欧洲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欧洲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了一体化进程。几十年来,欧洲正在不断取得进步。欧洲的政治支柱——欧洲层面的决策——仍然过于薄弱。因此,采取必要的措施花费了太长时间。对于作为一个整体参加货币联盟的国家团体而言,情况并不像许多观察家所想的那样严重。按人均计算,1999-2017年欧元区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仅比美国低0.1%至0.2%,比日本高0.2%。通货膨胀率比美国通货膨胀率低2%和0.1%。

   第一,中欧的技术发展比较。欧洲现在落后了,特别是在实施力度就是新的科技的执行和落地方面落后于中国了,另外在科技项目推进的速度方面落后于中国了,所以不是说从学术研究水平,而是执行和落地方面欧洲落后于中国了。

    第二,企业家精神。我在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之前在中行),所看到的与我在欧洲所注意到的有所不同:雄心勃勃渴望成为明天的银行。因此,不是基于IT的银行而是真正的智能银行,它充分利用了人工智能的潜力。现在有4家中资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其次是4家美国银行。而在金融危机之前,前六名由3家美国银行和3家欧洲银行组成。2017年,摩根大通的利润超过了欧洲五家最大的银行。

    第三,规模化效应。Nout Wellink指出,规模化效应为中国提供了更快的解决方案和发展速度,但也带来了问题,应该尝试并更好地理解规模在西方的影响。规模化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做强做大需要步步为营,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这样可以限制错误选择的负面后果。其次,对于宏大的问题你要一次性解决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分步去走也是比较重要的。他还认为,有关私人数据使用的法规因国家和年龄而异。在尊重彼此的文化的同时,应努力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寻找发展处理这一复杂问题的国际规则。这并不容易。世界各地正在以各种方式解决数据问题。当隐私受到威胁时,西方国家更不情愿,但是西方国家之间和内部的观点也各不相同。他们的方法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不会轻易消除。

    第四,政府的作用。欧洲一定要去向中国学习,中国政府制定了长期的战略,而且中国政府又认真去执行和落地这个战略,例如中国制造2025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中国政府也是在积极推动这些项目,而且通过补贴和税收政策,鼓励大家做这些科技型的创业,同时进一步的实现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之手也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没有政府清晰的愿景也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一个国家想取得进步,这是正确的做法。荷兰在欧洲落后的部分原因是缺少政治支柱。欧洲的“多样性统一”方法是有代价的,并不总是有效地发挥作用。

    总之,在未来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准备上,欧洲比中国慢得多。在欧洲层面上,政治中心还不够强大,难以形成规模优势。而中国可以利用其规模化、集中化的方法和其人民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发展。同时,中国也应该向欧洲学习,如果发展地太激进,这些优势就会变成不利条件。欧洲应该向中国发展方案中的优点学习,减少对规模的恐惧,刺激竞争,使用更多的长期计划,要继续认识到建立真正的多边体系的重要性并为之奋斗。同时这种多边体系不应以一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而应以相互依存和相互合作为特征。


   靳庆鲁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演讲题目:经济发展中的会计力量

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计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更是成为人们早已达成的共识。但事实上,会计的力量远不止于此。无论是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与契约安排、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与估值定价、还是宏观总体的经济预测与政策制定,以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相互学习,无一不体现着会计信息的基础功能与特有属性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与发挥。尤其是在大数据赋能的知识经济时代,对会计学科智慧与独特力量的足够重视与多维运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的高质发展与推动社会的快速进步。“会计越重要,经济越发展”是会计在经济建设中更为贴切的功能定位。

长三角一体化已上升至国家战略,他基于前述会计信息的宏微观功能,针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会计信息功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因而,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涤荡会计信息指引实体投资的源头活水。与此同时,通过加强激励和监督等多方治理可以提升会计信息指引实体投资的动力与能力。其次,第二,以“长三角一体化”整体规划为契机,打破地方保护以拓展会计信息指引实体投资的省域边界,优化营商环境以消除会计信息指引实体投资的制度壁垒。携手共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拓展会计信息的融资功能,释放会计信息指引投资的张力。再次,打破数据孤岛,借力技术变革,以完善长三角一体化的协同共进、提升微观运行的市场效率、强化宏观经济的预测准度和优化地方政府的区域治理。最后,通过打造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学习平台,提升相互之间的学习效应,塑造“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示范格局。

杜平 友山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演讲 题目:借力金融市场推进长三角经济创新发展

友山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杜平先生发表了《借力金融市场推进长三角经济创新发展》的演讲。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介绍金融市场的作用。金融市场能够迅速有效地引导资金合理流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金融市场具有定价功能,金融市场价格的波动和变化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金融市场为金融管理部门进行金融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市场能够实现风险分散和风险转移。

二是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GDP数据、上市公司数量以及社会融资规模的分析,认为:从目前来看长江三角洲相对而言应该是经济总量是最大的;从上市公司数量来看,长三角地区对全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资金“虹吸”方面的优势,其实这些优势很大程度上可以使该区域经济得到持续的健康发展,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当然经济发展不仅仅限于这个方面,还有一些人才因素和体制机制和服务方面等等问题,这些作为长三角发展过程当中需要逐步的一个一个去解决的问题。

最后,他针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创新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加强金融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充分发挥社会资本潜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增强资金的虹吸效应;加大创新支持力度,提升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竞争能力。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 演讲题目:存量经济下的分化和集聚趋势

首先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给出了关于经济形势的一些判断:

我国在2020年GDP增速达到5.5%,就可实现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总量来讲压力并不大,更主要的还是结构性问题,所以建议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把目标略微降低一点,5.5%-6%更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工业利润的增速和全社会的用电量和PMI等等数据来看,经济仍有下行压力,并伴随通胀压力;从中位数看,上市公司季度业绩出现连续五个季度负增长;随着经济的下行和经济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在传统产业、低端产业会面临破产、淘汰的风险,所以可能明年会面临的压力就是在于就业。

全球经济明年不容乐观,原因很多,例如,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行的话,对于全球的需求依然会减弱;目前全球经济的接力赛缺乏接棒者,印度经济的体量只有中国的1/5左右,所以它没办法承担这样的接棒者。全球经济下行的同时,经济振荡会加剧,这是由于贫富差距、贸易争端、民粹主义等因素产生影响。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的全球份额将上升,下个十年中国必然会在经济增速下行过程当中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

其次,李迅雷先生从流动性角度,分析了经济的分化与集中趋势。我国货币流动性总体下行,上市公司现金流处于低位;自2017年资管新规加强监管以来,表外业务扩张大幅减速,即使央行的货币投放力度已经加大,但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仍然继续下滑。从产销率、货运增长率等衡量货物流动性的指标来看,货物流增速也在下降。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与时长等衡量信息流动性的指标或见顶回落。同时,人口流动性放缓,大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化进程步入后期,出现了地区间的人口分化,还伴有居民收入分化、消费分化、产业分化与企业分化。

最后,他建议,中央政府加杠杆,而地方政府、企业都需要去杠杆,居民稳杠杆;国企给民企让利,金融行业给实体企业让利,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加强收入再分配。

吴卫军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区副主席 演讲题目:关于长三角金融发展的几点思考

他通过大量举例,主要表达对长三角管理者的四个建议:

第一,资金是有成本的,资本资产是有价格的,价格是由风险决定的,风险由信息来呈现,长三角管理者一定要时刻思考如何降低资金的成本,要加强诚信环境的建设,主动披露信息;保持政策的确定性,降低市场对经济发展与企业治理不确定性的猜疑;加强上海的金融辐射引领作用,建立高效的金融体系;尊重法治,尊重金融的一般规律。

第二,金融业要有竞争力,靠的是科技。长三角的核心竞争力是科技,但是对于AI要有恐惧之心,对科技公司应当加强监管,毫无例外。

第三,要爱护和培养金融企业家,不限薪。相对于美国金融家而言,中国金融企业家薪酬水平太低了,中国金融高管在数量上短缺,尤其缺乏具有国际经验和IT背景的金融高管。长三角需要高端的金融人才来治理,要帮助金融企业高管、分管金融的副省长成为一个长远的赢家。

第五,政府需要准确编制三省一市的政府负债表。合并编制一张长三角的政府资产负债表,有利于形成合力,对地方政府债务有准确的把握和清晰的认识,帮助政府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对得起下一代人的决策。

Sopnendu Mohanty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演讲题目:金融科技的重新定位——颠覆者到合作者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Sopnendu Mohanty发表了关于《借金融科技的重新定位—从颠覆者到合作者》的演讲。该演讲的核心内容为:从不同的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如何通过技术去支持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首先,Mohanty先生介绍了金融科技中的ABCD;它是金融科技中的技术方面的四个维度。在他看来,A代表第一波基础性的变革。在亚洲金融服务中,应用程序接口(API)发挥了重要作用。B就是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能为金融服务的机构提供更好的进行跨境数据的分享。C代表云计算,云平台能够更好的处理海量数据。D代表数据和人工智能,AI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正如我们看到AI的发展有很多的积极性,当然也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关于透明度、伦理的挑战,有时候也会带来问责的挑战,所以决策者如何制定金融的政策,确保这些金融机构能够负责任的使用AI。

对于科技重构了一些基础性的金融基础设施,监管机构如何响应呢?Mohanty先生认为:首先,监管机构需要和业界合作打造平台,各方一起携手提供一个公共的基础设施;然后,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携手在平台上尝试如何合作。还有一个思路是国家打造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企业可以进行创新,再把新的实践导入到市场。比如:通过监管沙箱促进现场实验,通过APIX平台进行行业共创等。

最后,他介绍了一些关于新加坡的全国性数字基础设施。比如:通过统一高度分散的QR市场中的通用标准,这样每个企业都可以拿到统一的支付码,便于金融机构可以统一的监管市场。通过无缝eKYC的数字基础架构,可以快速地实现跨国转账和了解你的客户。同时,Mohanty先生也强调说,这些全数字基础设施不能由私人部门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