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发布时间:2017-05-17来源:文汇报字体:[]设置

 编者按:一年前的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天华教授坚信“中国的历史要由中国人来书写”,甘坐31年冷板凳,完成了 《中国财政制度史》 的撰写工作,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信仰和责任。黄天华教授的感人事迹在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本报特别刊登了6位学者的文章,以飨读者。

    学术坚守只为国家责任

    胡晓鹏

    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学者可以30多年如一日地沉浸在某一中国问题的研究之中,从不计较名利得失,即使是一度深陷贫困也从来无怨无悔不改初衷,你是否觉得这是在编故事? 或者认为他很“傻”?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这是真实的事情,而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这位学者就是时年67岁的上海财经大学黄天华教授,他已经用了31年的时间深入研究并撰写了550万字的鸿篇巨著———《中国财政制度史》。说实话,作为中青年学者,我不敢对这本书作出任何评价。因为任何华丽辞藻的褒奖既无法真实描述一个学者从黑发熬到白发的艰难研究历程,也无法清晰表达出对他从事这项研究秉持的国家情怀(就是为了拿回中国人在中国财政经济史研究上缺失的主导权) 的崇敬。但实际的情况是,他的这项成果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在中国财政制度史研究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尴尬境遇,也向西方学者提交了一份极具中国学术话语范式的权威答案,完成了一位中国学者30多年苦苦坚守之下默默承担且出色完成的国家责任。

    静下心来思量黄天华教授的学术研究历程,我感受到了他身上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绝佳品质和精神境界。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坚持“内圣外王”的基本理念,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人文精神作为自己最高的理想追求。在那里,知识并不只是个人实现理想的一种外化手段,它还是一种内在的群体道德规范,并关系着天下苍生的命运。正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呐喊,也是他们对知识所拥有魔力的完美诠释。更令人崇敬的是,这些知识分子恪守着自己的这份朴素信念和理想,若不合乎自己的理想条件,他们宁可舍弃巨大的物质之诱惑,也不改变自己理想之初衷,更不会向世俗低头。或许他们会转身于书斋之内,往返于图书馆之间,在清灯黄卷的生活中著书、立说,也同样成为我辈后生景仰的楷模。有人说,这种钻研和坚守是学者固执己见乃至回避现实的表现,但我却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在黄天华教授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坚守并不是退却,而是转向了另一种积极人生。他以其个体力量担当起了中国财政经济史研究的国家重任,在淡泊、宁静的个人世界中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国家力量,他在中国财政制度史领域的求学、研学、悟学之后,去讲学、明学、传学,进而影响他的学生和其他同行的学术追求,而这种一系列的“学”,就是中国学者的人文精神追求之道,更是中国有能力构建学术话语权的真正原因。

    毋庸置疑,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转型、大崛起的中国时代,这个时代留给我们很多需要深入理解的问题,也需要给予更好的理论解释、经验剖析和学术创新。而未来的中国道路,也需要我们进行不断的努力和探索。面对中国时代和中国问题,的确到了中国学者发出中国声音、缔造中国话语的时候了。但要真正地把这种理想转换为现实,真正做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恐怕就需要拿出黄天华教授那种忘我的学术毅力和舍得放弃小我的精神力量。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经济研究需要历史维度

    张学良

    黄天华教授是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的一名普通老师,30多年如一日,克服各种困难专注财政税收史研究,先后完成了 《中国财政史纲》、《中国税收制度史》、《中国财政制度史》 等著作,仅 《中国财政制度史》一书就有550万字,黄老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令人肃然起敬。

    正如黄老师所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应用学科生气勃勃,而史学研究不景气则是一个非常普遍、非常客观的现象,经济制度史、财政制度史等专业史更是每况愈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想支撑黄老师长期坚持下来是一种责任担当,也是内生的兴趣驱动使然。黄老师的导师马大英教授一句话“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激励了他要为中国财政制度史研究坚守终身,在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史料几乎要穷尽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专业知识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可以说是一个跨学科的庞大工程,在学术研究中攻坚克难,获得简单的快乐,激励他越挫越勇。

    以史为本,财政与税收是应用学科,但是与史学结合产生了绚丽的火花,对财政起源的科学回答也会加深我们对当代国家运行的认识,黄老师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由此我想起了历史学家李伯重先生在 《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 一书中所说,理解最近一百年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需要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回到历史中去可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在经济研究中,我们需要有历史维度,与史结合。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在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结合史学、物候、方志和仪器观测等跨学科方法,将过去5000年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揭示了中国区域经济重心的转移,启示我们如果从长历史周期看,今天的全球变暖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值得我们重新思考。郑学檬先生的经济史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趋势,人口迁移、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是其中的几大动力,这启发我们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是有历史规律可循,“胡焕庸线”是否需要突破、能否突破需要辩证思考。李伯重先生的江南史研究告诉我们江南即长三角地区在全国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很多问题,如唐宋变革论、资本主义萌芽论、明清停滞论、农业过密化、人口压力论等无不与江南相关,甚至以江南为本。从冀朝鼎先生的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历史上从来都离不开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史为鉴,丰富的史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藏,也启发我们需要更加尊重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

    黄天华教授的 《中国财政制度史》为我们青年学者树立了一座丰碑,我们除了要学习黄天华教授30多年的坚守与奉献精神外,更要学习黄天华教授源于内生研究兴趣、又基于现实需要,来做长维度的历史研究,在研究中采各家之长做跨学科集成。我相信这种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现实温度的研究,能够让我们在学术的道路上做出可以传世的精品。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

    鼓励学者从事长线研究

    熊易寒

    黄天华教授皓首穷经,历时30多年完成 《中国财政制度史》 的研究工作,几乎耗尽一生的心力去完成“中国人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的承诺”。这样的事迹着实令人感佩,但是在佩服之余,年轻的学界同仁或许会说:黄天华老师的学术道路很难复制,现在一流高校普遍实行六年非升即走的终身教职制度,不要说二三十年不出成果,就是一年不出成果就被领导谈话,三年不出成果可能被提前赶走。不是我不想“板凳一坐十年冷”,而是高校的学术生产体制已容不下冷板凳啊!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当前的学术生产体制下,要获得稳定的教职和同行的认可,最重要的学术产品是学术论文,尤其是SCI和SSCI论文;其次是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后才是学术专著,一些学科的职称评定甚至对专著不作要求,著作在简历中属于可有可无的点缀。大部头的学术著作,生产周期长,对于职称晋升的助力小,不少学者都不情愿将精力投入专著写作。

    如果说学者靠论文“安身”,在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那么,一部优秀的专著则是学者的“立命”之基,是进入学术史的一张门票。当前学术评价之所以重论文而轻著作,其原因或许在于:一是论文发表往往有着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度,高水平期刊上的论文质量“方差”较小,还可以通过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论文的引用率来“客观”评价其学术贡献;而中文著作的出版通常没有同行评议,发表门槛较低,导致其质量良莠不齐;二是各项大学排名通常更为在意论文数量,尤其是英文论文的数量和等级,大学排名和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可谓大学学术生产的指挥棒。

    不可否认论文发表在学术生产体系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对自然科学而言,学术成果的发表需要与时间赛跑,否则就可能被同行抢先发表类似结果。但是,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言,论文的篇幅相对较小,不一定能充分阐发一些极其重要的学术议题,譬如迈克尔·曼的四卷本 《社会权力的来源》、塞缪尔·芬纳的三卷本 《统治史》,这些皇皇巨著的价值远远超过顶级期刊上的绝大多数论文。事实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史上的传世经典多是著作的形式。

    为什么一部高质量的著作更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呢? 与论文相比,著作往往是长线研究的产物。在非升即走的体制下,我们也许不得不做一些短平快的研究 (但不等于没有价值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发表若干成果,向同行释放出自己的能力信号,以此获得教职和经费;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规划一两个长线研究,即那些学术价值极其重大、研究难度非同一般的议题,这些课题需要我们长时间地投入精力、将自身的智识和才华发挥到极致,还需要我们承担研究失败的成本和风险。

    在喧嚣中忍受寂寞,不求闻达于社会,默默从事长线学术研究,黄天华教授为我们年轻一代的学人树立了榜样和典范。但是,如果要让更多的黄天华脱颖而出,我们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学术评价体制的改进,我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更加鼓励学者从事长线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数量和排名;二是我们的学者要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研究课题,将短线研究和长线研究结合起来。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重新思考“历史的意义”

    刘小涛

    这些天,常常听闻黄天华老师的事迹,内心颇不平静。往往不自禁地想起《报任安书》 的一些段落,也想起一些自己颇关切的历史哲学问题。

    卧闲草堂刻本评 《儒林外史》 云:“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 《儒林外史》。”在学界叨陪末座多年,不由人不做如斯之叹。而今,竟然听说有黄天华这等人,怎不让人“莫名惊诧”! 在同行顶着各种学术头衔满天飞的时代,在一年不发一两篇论文考评就不合格的管理体制下,他坚守30余年,拖着伤病之躯 (腰椎间盘突出排第三),交出五百多万字的 《中国财政制度史》,怎不让人“莫名惊诧”!

    一副世俗肚肠,何来道德文章? 哲学家们讲,敬佩的情感产生于对美德的赞赏。黄老师无疑是可敬的。可敬在其理智的勇敢,可敬在其操守的坚毅,可敬在其家国的情怀。

    崇敬之余,“历史的意义”这个哲学家常常萦怀的考题,竟一时也鲜活起来。

    西方的历史哲学,向来有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区分。前者以黑格尔为代表,据其表达,历史研究要探寻“历史的本质”或者“历史的真实意义”;后者自沃尔什以后渐成英语国家主流,其要旨在于建立科学的历史研究,以发现历史的一般规律为务 (就如自然科学研究旨在发现自然律一样)。

    我国的史学,自成传统,其内容和价值都远非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分析的历史哲学提供的框架所能涵盖。自仲尼作春秋以来,中国史家素有“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说法。此后,将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与历史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价值评价有机结合,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独特风格;这在以 《史记》 为代表的二十四史中都有鲜明体现。这种风格,既区别于黑格尔对“历史的意义”的探寻,也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之后的史学研究之对“一般性的历史规律”的追求。

    即便是历史研究的动机,我国学者也体现出独特性。区别于“还原历史真相”的客观叙述和提取一般历史规律的科学史学,孔子给史料赋予了“褒贬”、“文化”的功能,司马迁则在 《史记》中寄托了“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理想。

    在上述两方面,《中国财政制度史》 都颇具中国特色。就其研究内容而言,黄著充分注意到“财税的兴衰与政权及国家兴亡之间的密切联系”。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要义,用沃尔什的话说,即“要理解历史上的任何变化过程,就要着眼于发生那些变化的经济背景”。显然,黄老师的著作完全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其动机而言,《中国财政制度史》“倾注了对‘祖国’深深的爱”;对于沉溺于“乡愿”而不自觉的中国青年学人,黄老师的崇高情怀应有警醒和示范作用。

    今天,世界上已没有多少国家和民族可以免于对战争、核武器、恐怖主义等人类社会问题的恐惧。“历史科学的一切命题都内在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黄天华语)”,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历史关头,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任务越来越显得紧要的时期,祝愿 《中国财政制度史》 传递的关于“兴亡”的知识能充分实现其“历史意义”。

    (作者为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在明辨慎思中加强自我超越

    赵庆寺

    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大学精神? 黄天华教授用他数十年如一日朴素无华的学术人生,给我们做出了最鲜活的诠释。黄天华教授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耗时30多年撰写出五百万字的 《中国财政制度史》,一百多万字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史》 也即将完稿。他用做大学问、做真学问的学术生命,诠释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崇高责任和对学术研究的真挚情怀。

    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今天,知识分子的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惑。昔日大学校园里洋溢着的理想主义热情似乎早已无处寻觅,坐而论道的冷静与潜心问学的从容也已渐成追忆。学界甚至惊呼,真正的知识分子已经罕见,大学精神也已经失落。在当下,探讨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辨析大学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须成为我们回望历史和面对现实的一种文化自觉。

    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卓而不凡的气质。大学精神是大学之本、学术之本,是师生长期努力积淀而成的共同追求、理想和信念,具有价值导向、精神陶冶、规范约束等社会功能。探究大学精神的积淀和流布,我们发现大学精神主要凝聚和体现在高校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是大学精神的主要载体,学生则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教学相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他们视学术为生命,浸润书香,潜心向学,砥砺思想,筚路蓝缕,苦心孤诣地坚持对真理的向往与执着,对理想的守护与追求。知识分子的处世方式、行事准则、治学态度乃至其气质、风度在大学精神的形成、发展和弘扬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大学作为知识和思想的诞生之所,不仅仅是为社会树立知识标准与思想标准的圣地,也是对社会保持理性批判的前沿。大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象牙塔,总是把人类的未来作为自己的建设对象,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充满了对民族、对社会、对整个世界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因此,大学的兴盛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兴衰,层层累积的大学精神,彰显了一个民族未来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力量。

    在当下大学精神的言说中,知识分子对大学精神表达了情有独钟的怀念和留恋,寄托了对学术人生的理想与期盼。他们或具有“虽千万人我独往矣”的孤往精神,或具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担荷情怀;向来不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也不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

    令人遗憾的是,市场化推动了文化资本与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部分知识分子志在高蹈的心灵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此外,大众文化的流行和消费主义的趣味,越来越向着不利于知识分子的方向倾斜。一部分大学知识分子不甘寂寞,追名逐利,甚至学术道德缺失,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此背景之下,大学精神讨论作为一种批判性话语的出场,不仅来自知识分子自身发展的群体自省,也是对社会转型背景下认同危机与角色危机的一种积极回应。

    知识分子既不能迷恋世俗深渊中堕落的快乐,更不能依附于资本展示万种风情,必须在明辨慎思中加强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知识分子应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宏大的社会实践当中,从书斋论道到指点江山,从专业知识到精神培育,从制度设计到理论话语,勇立时代之潮头,敢发思想之先声,实现立功立德立言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祛除浮躁之气  树立踏实学风

    陈红娟

    黄天华老师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感受到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学者风范,体会到对学术作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黄天华老师在重论文轻著作,重课题轻成果,看重短期效应轻视长期积累的科研环境中,能够摒弃浮华,不计名利,凭借知识分子对学术的执着与热忱,甘坐30多年冷板凳,精磨学术专著,实在难能可贵。黄天华老师踏踏实实做好学问,兢兢业业从事教学,不仅为我等后辈,树立榜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而且其学风、作风犹如学界一股清流,有益于学界扫污浊之气,正踏实之学风。

    风气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对凝聚学者、引导学术走向有重要作用。歪风邪气盛行,则容易让假学者横行,真学术难以精进;清风正气盛行,则可聚拢真学者,促学问长足发展。然而,在当前学界浮躁之风气渐起,学术风气堪忧。有些人缺乏自律,科研信用意识淡漠,学术道德意识薄弱,为获得经费或者发表论文弄虚作假、粗制滥造已屡见不鲜。这从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申报项目材料审核671项不合格、107篇中国作者论文因伪造同行评议被国际期刊撤稿等事件中便可窥知一二。有些人求成之心太急,为多发论文,争做时髦的学问,文章中常常存在“想当然”地复制他人作品,不经认真核对原文就“移花接木”,东拼西凑,学术不规范,有些甚至失去学术道德底线;有些人总是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满足于概念或提法的新颖,而不愿意触碰“真问题”;有些人申报课题不是像黄天华老师一样基于兴趣,基于对国家的责任,基于对科学知识的渴求与探索,而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为了提升职称或者为了获取科研经费。

    事实上,人文基础科研工作既需要我们耐得住寂寞,也需要我们经得起诱惑。每个学者的成长都需要“十年磨一剑”去积累、沉淀,精益求精,力求“著作等心”,而不是“一年磨十剑”在短时间内实现“著作等身”。学术界需要追求科研的质量、研究的深度,需要鼓励学者做大学问做真学问,应避免过度追求量化指标,避免快销、急推式的批量化生产。我等后辈应静下心来苦心钻研,走学术之正道,切莫急功近利为金钱而做研究,更不能随意抄袭复制,亵渎学术。

    当前,学界亟待祛除浮躁之气,树立踏实学风,应从每个学者做起。其一,学者需要秉持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致力于学术精品的产出。虽然我们不能个个都像黄天华老师那样产出高文典册,集成洋洋洒洒数百万言,茹古涵今,集大成之作。但我们可以认真对待每一个学术领域的“真问题”,筚路蓝缕,不畏艰险,起例发凡,亦可启发后人,成开拓之功。其二,学者需要有甘于坐冷板凳,扎实做学问的坚守。皓首穷经,埋头于故纸沉堆固然辛苦,但学术正道不可误,我等后辈应摒弃浮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其三,学者应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对自己、国家、对社会抱有严肃的责任感。书斋中“经院学问”与自我娱乐的“思辨游戏”固然有其存在的逻辑,但“国家需求”、“人民需要”更具有社会价值与实践意义。(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