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华:中国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

发布时间:2017-05-17来源:东方网字体:[]设置

东方网记者刘晓晶5月16日报道:23年,500万字,30年,坚守最初的梦想……上海财经大学的黄天华教授做到了。

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到现在两鬓斑白开始步入老年,因为兴趣,源于责任,黄天华耗尽了一生的精力、时间、资金,在书房里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去完成“中国人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的承诺。”

“哪怕倾家荡产,这条路我走定了!”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回想起自己选择财政专业的缘由,黄天华竟有些胆战。

1978年,黄天华进入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学习。第一节财政专业课,苏挺老师说,“有关财政起源问题,前苏联从1935年一直争论到现在(即1979年),财政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结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当时老师的这一句话,引起了他的兴趣。

黄天华说,老师的一句提点,引发了他探索学问的浓厚兴趣,在大学四年里,他刻苦学习,努力想要解答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原始财政》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年轻的我觉得,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很受鼓舞。所以我继续研究,连续发表了《二论原始财政》、《三论原始财政》、《四论原始财政》,后来又刊发了《论中国农业税起源》、《论中国关税起源》、《论中国商税起源》、《论中国盐税起源》等文章,梳理了中国财政及制度起源的整个过程,获得了学术界较高的评价。”黄天华说,当时的研究工作有了一点成绩,使得兴趣越来越高。

1982年,黄天华考取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制度史研究生,师从于对他一生影响很深的马大英教授。有一天,马大英对他说:“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

“当时,我听了颇为震惊,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主导权怎么会执掌在外国人手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不管花费多大代价,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后来,黄天华才逐渐知道,研究中国宋代财政经济的中心在巴黎、东京;而研究中国前清、后清、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经济的文献史料,几乎绝大部分都存于美国。

“马老师接着说,‘研究中国财政史,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如果你想好了,就一定要走到底。’”黄天华说,自己当时兴趣正浓,同时也为“史料往往存于海外”的现状震惊,所以毫不犹豫的回答:“马老师,您放心,我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

黄天华说,自己也没想到,为了这一句承诺,自己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来履行。“如果一开始是因为兴趣,后来的几十年则是因为责任,我实在是无法释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为我的祖国做点什么!”

他正在出版的多卷本《中国财政制度史》著作的扉页上就醒目的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祖国。”

“希望执着坚持的学生们,能够继续坚守”

从年轻气盛之时作出承诺到如今,这一路,黄天华竟走了30年。

1984年,黄天华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从事财政史研究,探索领域主要就是中国财政制度史和税收制度史。

“也就在1984年,我为自己做了一个规划,我想用30年时间,研究包括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同时融合军费制度史、官俸制度史、社会保障史、专卖制度史以及宗教与财政关系史。”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路实在太艰辛了。

首先,“这是一个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研究领域。”黄天华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生活的节奏显著地加快了,应用学科生气勃勃。而史学研究的不景气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现象,其招生低迷,上课、讲座等,学生稀稀落落。经济制度史、财政制度史等专业史更是每况愈下。

其次,财政制度史研究的时间周期比较长,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所以在高校根本不可能作为课题立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经费可资助,因此,该项研究经费必须自己掏腰包。

再者,财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诸如军费、官俸、皇室财政、文化教育、公共工程、公共事业、邮驿、漕运、宗教、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等。所需要的史料几乎要穷尽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甚至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等资料。

最后,要完成该项研究,还需要较长的整块时间,系统的梳理,细致的分类,严密的概括等。但是,为了能够在高校生存下来,一方面,整体的研究必须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他必须要抽出时间做一些零碎的研究,以完成作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短期考核目标。在时间、空间、科研以及资金的多重压力下,黄天华甚至有些绝望的发现,自己当时设定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完成了。

2005年,黄天华历时8年总算完成了《中国税收制度史》的编撰工作,却在出版时遇到了瓶颈:为了收集史料,他几乎耗尽了家庭积蓄;而即便出版社给予了不少的优惠,还需要他自己掏出8万元。

“当时我快要崩溃了,所幸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艳老师的相助,这本书终于在2006年底出版。”(该著作不仅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书籍出版规划》、国家教委《“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同时也于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黄天华说,《中国税收制度史》算是一个坎,出版以后,他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至此,我算是养得活自己了。”

目前,他刚刚完成了长达21年的《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工作。这本书,几乎等于他的一切。黄天华说,21年中,我就是每年从大年初一干到三十晚上,单就这部书的资料费,陆陆续续累计就高达19万元。“最狼狈的一次,我去北京图书馆、财政部科研所寻找研究资料,为了尽可能少花钱,住在50元一晚的火车站招待所;我的学生见状,实在不忍,把我送到一个普通招待所,我看到一晚价格200多元的时候,心在滴血,却无法责怪善良的学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天华面临的困境还有身体的每况愈下:《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到一半的时候,他患上了心脏病,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要花1年的时间治疗与调理。当时,黄天华觉得过于奢侈,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后来,又陆陆续续患上支气管破裂、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

“在完成《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第二天,我开始咯血了,那是我就知道,我年轻时的计划,最终是无法全部完成了。”黄天华充满遗憾地说。

当然,黄天华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一个师者最质朴的愿望。

“我国需要有懂得财政的人才去研究军费、专卖、官俸等领域,而现在实在是太缺乏这类人才了。”黄天华说,“我只是一个守望者,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没有精力再去坚持,但是我希望执着坚持的学生们,能够继续坚守。”黄天华说,自己目前能做的,就是尽量为想要从事财政制度史研究的学生铺路,尽量帮助他们坚守下去。